【學術演講】#演講側記 〖台灣海鮮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從鮪魚生魚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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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灣海鮮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從鮪魚生魚片談起

▍主講人：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 研究員）

▍主持人：楊佳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從一盤生魚片開始，看見台灣遠洋漁業的勞動現場

演講一開始，講者從大家熟悉的海鮮切入，以東港佳珍生魚片為例，邀請現場聽眾重新思考日常餐桌上的魚類從何而來，以及這些海鮮背後的勞動過程。

台灣是全球重要的遠洋漁業國家，漁船遍布世界各地海域，不同地區的漁港也發展出不同規模與類型的漁業活動。例如，東港以相對小型的鮪延繩釣漁船為主，而高雄前鎮則有規模較大的遠洋漁船，這些漁船捕獲的魚類，透過全球供應鏈進入不同國家的市場。

逸翔研究員提到，鮪魚依照品種與市場需求，會被運送至不同國家加工與銷售。例如，部分黃鰭鮪魚可能進入美國市場製成鮪魚罐頭，而較高價的鮪魚則可能銷往日本，成為生魚片等料理。隨著國際社會日益重視海洋資源保育，鮪魚捕撈也受到國際漁業管理組織的配額與相關規範限制。然而，在龐大的海鮮供應鏈背後，實際負責捕魚的勞動者，卻不一定受到同等程度的關注。

逸翔研究員指出，台灣遠洋漁業高度仰賴來自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的外籍漁工。儘管台灣在全球漁業市場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遠洋漁工卻因境外聘僱制度及勞動法規的差異，無法獲得與一般勞工相同的保障。

當消費者享用生魚片、鮪魚罐頭或其他海鮮產品時，往往難以看見這些食品背後的勞動條件，更不容易知道漁工在海上經歷了什麼。因此，希望從大家熟悉的日常飲食出發，讓我們理解台灣遠洋漁業的經濟成果，如何與跨國移工的勞動緊密相連。

✧被隔絕在海上的勞動者：強迫勞動與人權侵害

為了讓現場聽眾更具體理解外籍漁工的處境，講者播放了一段印尼漁工 Supri 的訪談影片。

影片中，Supri 分享自己在漁船工作期間遭受的不當對待，包括被關進存放魚餌的冷凍庫、遭受電擊等虐待經驗。這些令人震驚的遭遇，也讓聽眾看見，部分遠洋漁工在工作現場可能面臨的暴力與人權侵害。除了勞動者的處境，影片也提到部分漁船存在不當捕撈、非法捕魚及割鰭棄鯊等問題，不僅涉及動物福利，也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破壞。在這樣的勞動環境中，漁工的權益與海洋環境的保護，可能同時受到忽視。

不過，逸翔研究員也提醒，不能因為這些虐待案件，就認定所有船長都是加害者。實際上，也有船長嘗試改善漁船上的勞動條件與捕撈方式。然而，當問題涉及整體產業制度時，少數個人的改變仍難以從根本上改善漁工處境。

進一步指出，許多外籍漁工之所以離開家鄉、前往台灣漁船工作，是為了支持遠在家鄉的家人。他們承擔長時間的海上勞動，希望透過薪資改善家庭生活，卻可能在工作過程中面臨暴力、欠薪與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問題。這些處境也逐漸受到漁工家屬的關注。部分印尼漁工的家人開始在當地組織起來，向印尼政府表達訴求，希望政府能更加積極保障海外漁工的權利。

從漁工本人到遠在家鄉的家庭，遠洋漁業中的勞動問題，影響的不只是單一工作者，也牽動整個家庭的生活與未來。

✧當勞動剝削成為制度問題：誰應該為漁工的處境負責？

逸翔研究員接著分享了一起令人心碎的漁工案件。

幾名漁工因長期遭受辱罵與惡劣工作環境的壓力，最終聯手殺害船長，並因此被關入台灣監獄。透過這起案件，提醒大家看見暴力事件背後可能存在的勞動處境，以及當事人長期承受的壓力。更令人難過的是，其中一名漁工遠在家鄉的妻子與女兒，為了來台探視被監禁的家人，而選擇來台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講者指出，台灣的境外聘僱遠洋漁工與家庭看護工，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勞動法規保障不足問題。原本希望透過跨國工作改善家庭生活的一家人，卻再次進入保障相對不足的勞動環境。這段故事也讓我們看見，跨國移工的勞動經驗並不只是個人的工作選擇，而是與家庭責任、經濟需求及國家制度緊密相連。

逸翔研究員進一步提到，在許多勞動侵害案件中，直接承受傷害與法律後果的往往是基層勞工，而企業經營者與供應鏈上游的行動者，卻未必需要承擔相應責任。他也從歷史脈絡回顧台灣漁業的勞動組成，指出台灣漁業曾大量仰賴原住民族勞工，後來逐漸轉向中國籍漁工及東南亞籍移工。不同時期的勞動者雖然有所轉變，但處於社會與經濟弱勢位置的群體，持續承擔高風險、低保障的工作。

因此，漁工遭受的剝削不應只被理解為少數惡劣船長或仲介的個別行為，更需要放回整體漁業制度與全球海鮮供應鏈中思考。講者也提到，官方有時透過宣傳影片呈現漁工快樂工作的形象，卻可能讓實際存在的強迫勞動與虐待問題被淡化。

當產業的經濟利益建立在基層勞動者的付出之上，政府、船東、仲介與國際企業應如何分擔保障勞動權益的責任，便成為這場演講的重要問題。

✧長期海上孤立：欠薪、證件扣留與通訊權的限制

遠洋漁工面臨的另一項重大困境，是長時間在海上工作所造成的孤立。

講者指出，部分漁船可能連續數個月，甚至超過十個月不靠岸。在這段期間，漁工不僅難以與外界聯繫，也可能因缺乏有效的申訴管道，而無法即時尋求協助。當漁工在海上遭受暴力、欠薪或其他不合理對待時，封閉的工作環境也讓他們更難離開現場。

「薪資竊盜」也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問題。部分漁工即使已經完成工作，仍可能遭遇薪資遭到拖欠、扣除或未依約支付的情況。也有雇主或仲介以各種說詞延遲給付薪資，讓漁工難以確認自己是否真正獲得應有的報酬。在缺乏通訊設備的情況下，漁工甚至無法確認薪水是否已經匯回家鄉，也難以得知家人的生活狀況。

另一項嚴重影響漁工的問題是證件遭扣留。

雖然政府規範不得任意扣留移工證件，但在實務上，部分仲介可能以「工人已經同意」作為理由，主張扣留證件並無問題。然而，講者提醒，當勞工在語言、資訊、經濟資源及權力關係上處於不對等位置時，所謂的「同意」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願，仍需要被仔細檢視。

講者也分享，許多漁工權益案件往往需要透過公民團體介入、召開記者會及公開倡議，才可能促使相關主管機關與船東採取行動。在一次次的權益爭取過程中，受害漁工也透過自己的經驗，讓社會重新理解人權的意義，以及勞動者應該享有的基本保障。

✧Wi-Fi 不只是上網：通訊權與漁工的身心健康

在眾多勞動權益議題中，講者特別強調遠洋漁工的通訊權。

對於一般人而言，網路可能只是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工具，但對長期在海上工作的漁工來說，Wi-Fi 卻是與外界保持連結的重要管道。部分漁工因漁船長期不靠岸，可能數個月無法與家人聯繫，也無法確認薪資是否已經匯回家鄉。

更令人難過的是，有些漁工直到難得取得通訊機會時，才發現家人已經離世，或伴侶關係出現重大變化。長時間與外界隔絕，使他們無法即時了解或回應家中的變故，也可能對身心健康造成沉重影響。

因此，漁工爭取的 Wi-Fi 並不只是休閒娛樂的需求，而是涉及多項基本權利。

首先，通訊設備能讓漁工與家人保持聯繫，維繫跨國家庭的情感關係。其次，漁工可以透過網路確認薪資匯款狀況，降低遭遇欠薪或薪資不透明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當漁工在海上遭遇不合理對待時，通訊權也是對外申訴、尋求協助的重要條件。此外，網路也讓分散在不同漁船上的漁工有機會交換資訊、建立連結，進一步行使組織與結社的權利。換句話說，通訊權不只是能不能上網，而是漁工能否與家庭、社會及勞動權益保障機制保持連結的問題。

因此，漁工團體持續要求政府建立明確的法律規範，確保遠洋漁船安裝通訊設備，並讓漁工能夠實際使用，而不只是將設備設置與否交由船東自行決定。

✧從同鄉會到清真寺：印尼漁工在異鄉建立支持網絡

演講後半段，FOSPI-PMFU 的代表也分享了組織發展的歷程。

FOSPI-PMFU 是由印尼海員同鄉聯誼會與屏東縣漁工職業工會共同發展而成的組織，其起點並不是正式的勞工運動，而是印尼漁工在異鄉建立的生活與宗教支持網絡。對許多來台工作的印尼漁工而言，離開家鄉後，不僅需要適應陌生的語言與生活環境，也需要尋找能夠彼此陪伴、互相協助的空間。因此，早期的同鄉會成為漁工聚集、交流與相互支持的重要場所。

漁工代表分享，從2006年開始，東港周邊的印尼漁工便逐漸集資，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宗教活動空間。經過多年努力，東港清真寺終於在2016年正式落成。清真寺的建立，對當地印尼漁工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只是祈禱的場所，也成為漁工在異鄉建立歸屬感、維繫社群關係的重要空間。

隨著清真寺落成，漁工們也開始思考，組織的任務是否就此結束。

漁工代表提到，當大家已經擁有一個能夠聚集與祈禱的地方，便開始意識到，除了宗教與生活上的支持，也應該進一步關注漁工在工作中面臨的問題。於是，原本以同鄉互助與宗教活動為主的網絡，逐漸將關懷延伸至勞動權益，開始協助漁工處理勞資爭議，並推動組織化。

這段歷程也讓我們看見，移工的集體行動不一定從正式的勞工組織開始，而可能先從日常生活中的陪伴、互助與社群連結逐漸發展。

✧從生活互助到自主組織：漁工成為權益倡議的主體

隨著漁工們對勞動權益的關注逐漸增加，原本的同鄉支持網絡，也開始朝向正式的工會組織發展。工會代表分享，組織於2022年正式立案，之後由漁工成員接續擔任會長與理事長，逐步建立由漁工自主參與、組織及決策的運作方式。相較於外部團體單方面提供協助，這樣的組織形式更強調由漁工自己提出需求、表達意見，並參與爭取權利的過程。代表也提到，自己與其他漁工的勞動成果，長期為台灣的漁業經濟作出貢獻。大家日常餐桌上享用的生魚片，以及流通至世界各地的海鮮產品，背後都有漁工的勞動付出。當社會享受這些經濟成果時，漁工的工作環境、薪資待遇與基本權利，卻不一定受到充分重視。

因此，漁工們希望不只是被看見，更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真正進入政策討論與產業決策之中。代表也表示，很欣慰能夠看見現場有許多人願意參與講座，了解漁工實際面臨的勞動處境。這些交流不僅讓更多人認識漁工，也讓漁工有機會親自說出自己的經驗與訴求。

代表分享，2023年開始，組織將 Wi-Fi 通訊權作為重要的倡議目標。過去台灣對於遠洋漁船的 Wi-Fi 設置與使用，缺乏明確且具強制性的規範。部分漁工在海上工作期間，長時間無法與外界聯繫，甚至曾有會員長達二十個月沒有正常的通訊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漁工不僅無法與家人保持聯繫，也難以確認薪水是否按時匯入家鄉的帳戶。代表強調，通訊權與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家庭關係及基本權利息息相關。因此，組織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及國內外其他團體的支持下，持續推動遠洋漁船設置 Wi-Fi 的相關政策。然而，代表指出，截至2026年，相關措施仍主要停留在獎勵與補助層次，尚未建立他們所期待的全面性強制保障。經過多年的倡議，漁工們開始意識到，若只針對單一通訊設備提出訴求，仍不足以解決遠洋漁業中的整體勞動問題。組織進一步發起「漁工自由運動」，將倡議範圍從 Wi-Fi 通訊權，擴展至更完整的勞動權益保障。

除了要求漁船提供可實際使用的通訊設備，漁工也希望能夠自由組織工會、表達意見，而不必擔心遭受報復。同時，他們也提出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基本薪資及合理衛生條件等訴求，希望從制度層面改善漁工的生活與勞動處境。從通訊權到結社自由，漁工自由運動所爭取的，不只是單一工作條件的改善，更是讓漁工能夠自主表達、參與決策，並在工作中獲得應有的尊重與保障。

✧從政府到國際品牌：讓供應鏈承擔勞動責任

在倡議過程中，漁工團體也逐漸將行動對象從台灣政府與船東，延伸至全球海鮮供應鏈中的大型企業。漁工代表提到，過去討論改善漁工待遇時，經常會遇到產業成本與經濟利益的限制。當船東或相關單位以經營成本為由，表示難以提高薪資或改善工作環境時，改革便容易陷入停滯。然而，台灣遠洋漁業並不是獨立運作的產業，而是全球海鮮供應鏈的一部分。

從漁船捕撈、加工到國際品牌銷售，每個環節都與漁工的勞動成果密切相關。當上游企業透過海鮮產品獲取經濟利益時，也應該關注產品背後的勞動條件。漁工團體開始將倡議對象擴展至美國等市場的大型品牌，要求這些企業不能只享受漁工勞動帶來的收益，也應對供應鏈中的勞動權益負起責任。

代表強調，若供應鏈中的制度改革始終沒有納入漁工自己的聲音，便很難真正回應第一線工作者的需求，這也是漁工自主組織的重要意義。

漁工不只是等待政府、企業或其他團體提供協助，而是透過工會、公共倡議與跨國合作，直接向具有決策權的行動者提出訴求。從東港清真寺的互助網絡，到正式成立工會，再到推動 Wi-Fi 通訊權與漁工自由運動，這段歷程呈現出漁工如何一步步建立自己的集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