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演講】#演講側記 〖跨國接力：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醫用實踐和生殖健康危殆〗

◜◝◟◞#演講側記《跨國接力：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醫用實踐和生殖健康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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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跨國接力：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醫用實踐和生殖健康危殆

▍主講人：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蔡麗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本場演講由胡郁盈老師分享「臺灣女同志跨國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研究，從跨國生殖實踐出發，探討個人能動性與結構限制之間的關係。老師在一開始提醒我們，討論此議題時不應落入「解放／控制」的二元思考，也不應將女同志單純視為被動的弱勢群體，而是要看見她們如何在限制之中行動與選擇。

在臺灣同婚雖已合法，但人工生殖法卻未隨之修訂，因此女同志伴侶若希望生育，往往需透過跨國醫療等方式來完成。這樣的制度落差，使得生殖不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被法律與醫療體系所形塑的過程。而同志伴侶在追求孕產的同時，必須面對法律限制、醫療資源取得困難以及親權認定等多重問題，也顯示出臺灣社會仍將「生殖」與「異性戀婚姻」緊密連結。

老師進一步補充，儘管在臺灣仍可透過「自助滴精」達成受孕，但多數女同志仍選擇出國進行試管嬰兒療程，除了和成功率有關，也涉及精子來源與親權認定的問題。老師拋出問題開啟討論：如果我們是想生育的女同志伴侶，會考慮找友人捐精嗎？臺灣的女同志可能都會擔心什麼問題？在臺灣的脈絡中，這樣的選擇可能伴隨法律上的風險，例如捐精者是否可能被認定為法律上的父親，進而衍生親權或扶養責任的爭議。同時，臺灣制度下也無法自由選擇精子來源，使得生育過程存在更多限制與不確定性。因此，跨國生殖的方式則提供較高的選擇彈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親權認定的不確定風險。

從歷史脈絡來看，女同志母職也歷經轉變。1990年代，多數女同志母親來自異性戀婚姻（女同志媽媽），主流社會以異性戀與血緣關係為優先，使她們在共同親職中的角色難以被承認，即使付出情感與經濟勞動仍常受到質疑；到了2000年代，透過網路社群與「女同志媽媽聯盟」的集結，開始發展自助滴精等知識與實踐，並共同討論異性戀關係之外的⽣殖⽅式；2010年代後，隨著海外人工生殖與ROPA（伴侶卵子互贈）技術的普及，女同志伴侶得以共同參與生殖過程，形成新的母職主體。

在理論層面，老師引入女性主義對生殖科技的辯證：「解放論」認為人工生殖技術使女性得以脫離異性戀婚姻框架而成為母親，開啟多元家庭的可能；而「控制論」則批判醫療體系仍由男性主導，生殖科技反而加深女性身體的醫療化與被控制。這樣的張力，使人工生殖同時具有解放與規訓的雙重面向。老師說明，人工生殖科技雖提高成功率，但高度依賴醫療專業，也意味著個體對過程的掌握程度下降並伴隨潛在健康風險。女同志在實踐生殖時，必須在「想要孩子」與「承擔風險」之間不斷權衡，形成一種「混雜的科技實踐」。

回到實際經驗，跨國生殖往往是一段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老師以「生殖出走」來描述這種狀態，強調這並非輕鬆的「生殖旅遊」，而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身體勞動的行動。在這過程中，當事人一方面承擔制度帶來的限制與風險，另一方面也展現出高度的行動能力，必須在各種條件中不斷調整策略。老師提出幾個重要概念來理解這樣的行動，例如將生殖過程視為一種「編排」：不同的醫療技術、資訊來源與人際關係被不斷組合與調整。當風險或條件改變時，整個安排也會隨之變動。生殖不再是一個單一決策，而是一連串動態的選擇過程。

跨國生殖的整個過程往往需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形成一種「接力」的模式。郁盈老師提出「跨國接力」的概念，並透過受訪者案例分享各種接力行動，包括在臺灣進行促排卵監測再赴國外完成取卵與植入，或進行配子（精卵結合）接力，另外也有在接力過程中因網絡斷裂等原因而失敗的經驗。從不同的例子可以看到，女同志使用跨國生殖的過程大多會增加經濟與時間的成本，也可能會因制度差異或突發狀況而被迫中斷，整體過程充滿不穩定性。

本場演講讓我們重新理解女同志的跨國生殖實踐：女同志的跨國生殖實踐非單純的個人選擇或技術使用，而是在法律限制、醫療體系與社會文化脈絡中進行的複雜行動。在這樣的過程中，脆弱與能動並非對立，而是同時存在、彼此交織。最後老師指出，若要回應這樣的處境，除了修訂人工生殖相關法規，保障同志的生殖權利，也需要建立跨國生殖的資料與支持系統，以降低健康風險與制度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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