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演講】#活動側記 〖反歧視法的歧視與平等論爭〗

#演講側記 〖反歧視法的歧視與平等論爭〗 

◜◝◟◞#演講側記《反歧視法的歧視與平等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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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反歧視法的歧視與平等論爭

▍主講人：林實芳（維虹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

▍主持人：蔡麗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什麼是歧視？」這或許是《反歧視法》最核心、也最難回答的問題。林實芳律師在講座一開始就指出，草案中提到「直接歧視」指的是對特定人有不利的差別待遇，但若是「有利」的差別待遇呢？那還算歧視嗎？法律的語言看似精確，卻在界定平等時常陷入灰色地帶。

相較之下，《性別平等教育法》並未把所有差別待遇都視為歧視，而是以促進「實質平等」為核心；《性別平等工作法》則更常直接處理「差別待遇的歧視」問題。也因此，《反歧視法》草案才會嘗試補足空白，在條文中明確指出哪些差別待遇不構成歧視。

回顧《反歧視法》的起草背景，它的誕生源自對多元族群的回應。從最初的性別、族群、黨派，到後來延伸至障礙、年齡等議題，試圖打造一部能涵蓋所有弱勢群體的「總體性法案」。草案中涉及的領域橫跨公共衛生、教育、行政、工作、司法與社會福利，幾乎囊括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歧視的每一個面向。

國際上也有許多相似的法律與公約，例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等。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但仍以施行法的方式落實這些人權公約，使其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要求各行政機關依法遵守。

林律師也舉出「間接歧視」的例子。舉例來說，一個空間標榜「歡迎所有人參加」，但因為沒有無障礙設施，實際上排除了身心障礙者的參與。又如通姦罪的舉證制度，雖然在文字上沒有性別偏頗，但在實際運作上卻導致女性被告比例遠高於男性。女性在案件中往往撤告配偶但未撤告第三者，或在親子鑑定後依舊選擇不揭露第三者的身份，此情況下讓孩子成為唯一佐證，以上皆反映出制度背後的性別不平等。

此外，看似「選擇自由」的姓氏制度，也隱含間接歧視。現行法律允許孩子從父姓或母姓，但實際上多數人仍遵循父姓傳統。林律師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例子相當特別，因為他在政治上的聲望高於丈夫，反而成為丈夫改從妻姓的少數案例。這些現象提醒我們，「法律上的平等」不代表「社會上的平等」，社會慣習與性別權力結構仍深深影響人們的選擇。

然而，若所有差別待遇都視為歧視，是否反而限制了促進平等的空間？舉例來說，「Ladies Night」到底算不算歧視？有些場所為了鼓勵女性參與，提供免費或優惠服務；但不同場合背後的動機與目的差異很大，是為了促進女性參與公共空間？還是為了吸引異性顧客、強化性別刻板角色？在《反歧視法》草案中，這類活動被列為「非歧視的差別待遇」，但實際效果仍值得商榷。

更複雜的情況出現在「宗教自由」與「平等權」的拉扯中。例如宗教團體可能因信仰而拒絕同志婚姻、堅持童婚習俗，或要求神職人員保持獨身等，這些情況在《反歧視法》中被視為「宗教教義所為的差別待遇」，但界線依然模糊。當宗教信仰與人權保障發生衝突，該如何平衡？同樣的爭議也存在於台灣脈絡的祭祀公業女性派下員議題上：女性能否繼承宗祠權益，仍反映出台灣社會深層的性別不平等。

在整場講座的最後，林實芳律師提醒，制定《反歧視法》並不只是為了解決個別案件的糾紛，而是要重新定義「平等」的社會想像。法律不可能一夕之間消除所有歧視，但它能提供對話與反思的框架，讓我們持續檢視：在看似「中立」的制度背後，誰被排除？誰又被視為「理所當然」？《反歧視法》的討論，最終指向的不是條文的完美，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正視不平等仍以各種形式存在的事實。唯有不斷質疑、辯論與修正，法律才有可能成為真正促進社會公義的工具，而不只是紙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