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演講】#活動側記 〖遷移的身體如何處於避孕實踐的落差：跨國勞動、親密關係與科技對印尼女性移工的影響〗

#演講側記 〖遷移的身體如何處於避孕實踐的落差〗

◜◝◟◞#演講側記《遷移的身體如何處於避孕實踐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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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遷移的身體如何處於避孕實踐的落差：跨國勞動、親密關係與科技對印尼女性移工的影響

▍主講人：歐子綺（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主持人：蔡孟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講師在一開始的時候，帶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在出國之際，你會做什麼樣的事前準備？講師提到會事先注意到生理期的時間，也有學員提到去到比較乾燥的國家會注意保養肌膚的情況，另有學員提到去海邊的話會提前跟醫生拿藥調經。

對此，講師談到一個重要的觀察是，跨國女性面對到的身體經驗更是如此，尤其在懷孕的女性身上更可以體現身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更不用說有些移工來台的時候是用借貸的方式來支付仲介費，在這樣承擔了許多希望、金錢的期待來到他國時，「懷孕」這件事對移工女性來說，不只是生不生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孕的討論。

講師提到之前在台灣的新聞出現，一個移工在照顧長輩的旁邊生孩子。這件事在台灣新聞上的用語都是「好扯」這樣的文字，這反映出台灣普遍對於移工的想像多是「你照顧好雇主就好」，而沒有想像移工作為人的情感、交友圈的可能。

針對援助移工母嬰群眾集資計畫，講師指出貼文下面留言的內容：「沒有能裡養孩子的人真的不要生孩子！」、「我們憑什麼要救助這些沒職業道德、沒責任感、陷雇主於不義，連避孕都不懂的移工呢？」等，但在講師的研究裡面看見，不是移工沒有避孕，而是沒有成功。

在懷孕的討論裡，大眾認知裡是「理性選擇」的框架，移工女性被認為「不負責任」或「沒有能力」，有情感關係的話對雇主來說會是對專業能力的質疑，因此移工親密關係被污名化，導致移工不想讓雇主知道。

在討論研究內容之前，需要先知道台灣的移工制度是「客工制度」，在這之下的避孕經驗會有國家角色的介入，包含入境前、入境時、入境後的懷孕篩檢（現在台灣已移除）等，但實際上避孕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效，因此如何定義或理解「有效的」避孕這件事是重要的著眼點。

遷移的身體如何處於「避孕實踐的落差（contraceptive gap）」？在講師的研究裡面，他們使用過的避孕方式有：計算安全期、體外射精、保險套（相對較少人使用）、口服避孕藥、緊急避孕藥、避孕針、避孕環、上臂式植入避孕器。

在印尼常見的避孕方式為避孕真、上臂式植入避孕器，但在台灣很少見，而且非常貴，相對的保險套在印尼伴侶之間接受度不高，反而在台灣是很常見的，因此他們在台灣的嘗試避孕方式則是用事後避孕藥、避孕針。

講師用Fiona的故事來討論雇主角色和勞動情境如何影響移工女性。Fiona的時間是早上去五金行工作、晚上回家裡照顧長輩，加上前一個移工因為懷孕而逃跑，所以雇主是有提供口服避孕藥的，但這件事是為了不要讓Fiona逃跑、甚至還會要求Fiona強制墮胎。Cindy的故事是他在台灣受雇主的建議下安裝避孕環，但卻還是懷孕了，不過當時的避孕環的費用是雇主跟Cindy一人一半的。這些故事凸顯雇主其實在移工女性的身體上有很大的影響。

Wendy是在養護機構的看護，當初在印尼就已經裝上臂式植入避孕器，但因為效期差不多了，所以在台灣改使用口服避孕藥，但在日夜輪班的情況下忘記服藥。這在台灣的避孕經驗上有很大的落差，因為台灣多使用保險套，而不是像移工的經驗是把避孕的東西放在身上帶著走，這對他們來說會一直思考到底是要帶著走？還是要先拿出來再出國？

在台灣的移工，可能多是同樣在台灣但是不同城市的遠距離關係。台南、高雄因為產業性質的關係，多是男性為主，但在都會區像是新北市、桃園市等城市會是以照顧工作為主，而多半是女性。在移工的工作時長裡面，大約只有六成的移工有放假，而多是一個月見一次的遠距離親密關係，所以每個月都要打避孕針，因為要見面就一定要打針，移工自己也會怕懷孕，多以事後避孕藥作為常態避孕方式，尤其不是一定每個月都能和遠距離的伴侶見到面，所以變成有見面後才需要食用事後避孕藥，然而終究還是會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語言阻礙（移工媽媽說：「不要baby的藥」，但藥的種類很多種）、訊息管道（很多移工媽媽是從抖音上買藥、或是截圖拿去台灣藥房或印尼店買藥）。

Bella的故事是用上臂式植入避孕器（Implant），不斷在網販印尼與台灣之間生孩子與移除避孕器的考量等等。這反映出其實移工女性是一直在花時間反思自己的身體與跨國之間的關係，反思理性規劃和個人主義，不是說意外懷孕就是沒有在管理自己的生活，這並非是線性規劃，而是牽扯到他的勞動環境、不同國家之間的避孕科技等，讓女性移工調整和適應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