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演講】#演講側記〖認識性別平等教育法〗
◜◝◟◞#演講側記《認識性別平等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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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認識性別平等教育法
▍主講人：許純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專任幹事）
▍主持人：游美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
＼性平法都在講什麼？！ ／＼ 三級預防執行策略！ ／
自2011年起投入校園性平工作，許純昌老師累積十五年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實務經驗，長期站在制度落實的第一線。從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發展與修法，到校園事件的通報、調查與輔導，透過實務現場的經驗與案例，帶領我們看見法規如何真正進入校園，也重新思考制度、當事人與性平會之間不斷協商與拉扯的關係。
從性別平等到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法的形成並非一夕之間。從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1980年代臺灣民主化與婦女運動的發展，到1996年彭婉如事件、1997年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以及2000年葉永鋕事件，都逐步推動臺灣重新思考性別、教育與制度之間的關係。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正式公布施行，也將性別平等更具體地帶入教育現場。
性平法所談的平等（Equity），並不是讓所有人得到一模一樣的資源，而是看見每個人的處境與需求，透過不同的措施，使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人，都能在教育中獲得平等對待。因此，性平教育不只是事件發生後的處置，更包含學習環境、課程教材、教學方法與校園文化等不同層面。
許純昌老師也提醒，性平意識並不是學會一套固定答案就足夠，而是需要持續敏察、與時俱進。從教師如何使用教材、進行教學，到行政人員如何面對不同性別身分的學生，看似日常的言語與互動，都可能影響一個人是否能在校園中感到被尊重與接納。
性平會不是校園內的「FBI」
談到性平會，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是「調查事件」。例如發生偷拍或私密影像外流時，期待性平會立刻找到行為人、協助影像下架，彷彿性平會背後有一支能夠立即出動的「霹靂小組」。
然而，性平會並不是偵查機關，而是行政體系的一部分，仍然需要依據證據與法定程序處理事件。更重要的是，調查其實只是性平會工作的一部分。
性平會的業務大致包含「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以及「校園文化與社區推展」四個面向。除了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也可能參與性別友善廁所、宿舍等空間規劃，與教師合作推動課程，或串聯鄰近NGO及政府組織，將性別平等落實在校園生活之中。
然而，#MeToo之後校園性別事件受到更多重視，案件處理也占據性平會大量的時間與人力，使第一線工作者幾乎無暇兼顧其他面向。法規雖要求大專校院配置性平業務專人，實際現場卻經常由承辦人身兼多職；面對龐大的行政程序與案件壓力，人員流動率也相當高。
當事件處理逐漸成為性平會最被看見的工作，原本同樣重要的教育、環境改善與校園文化推展，也容易被擠壓到制度的邊緣。
從「事後調查」走向三級預防
如果性平會的工作不只是調查，那麼性平法究竟希望如何預防校園性別事件？
許純昌老師以「三級預防」說明性平法的執行策略：一級預防著重教育宣導、學習環境與資源，以及課程教材與教學；二級預防著重事件的發現、通報、處置、申請調查與救濟；三級預防則透過輔導與介入，回應事件發生後的需求。
以偷拍事件為例，性平工作並不是等偷拍發生後才開始。第一級預防可以先從校園空間著手，檢視廁所等較容易發生事件的環境是否存在風險、相關監視設備能否在不侵犯隱私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同時透過教育讓學生理解偷拍涉及的隱私與法律問題。若事件真的發生，才進一步進入通報、調查與處置，並在後續提供必要的輔導與支持。
同樣的概念也適用於課程與行政現場。老師需要具備足夠的性別意識，避免在教學過程中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行政人員如何回應跨性別或其他多元性別學生，也同樣是校園性別平等的一環。
因此，性平工作的核心不只是「出了事怎麼辦」，更重要的是：在事件發生以前，我們能不能透過教育、環境與制度，多做一些事情？
#MeToo之後：「有效、友善、可信賴」的制度改革
2023年的 #MeToo 浪潮揭露許多性騷擾事件，也促使性別三法同步改革。修法希望建立「有效、友善、可信賴」的制度：有效處理行為人的責任、提供對被害人友善的權益保障與服務，也讓第一線處理窗口成為值得信任的求助管道。
「可信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許多當事人在提出申訴以前，已經承受相當大的壓力，也會擔心承辦單位吃案、包庇，甚至反過來質疑自己。
演講中提到一名實習生遭前輩持續以訊息騷擾的案例。當事人抱著最壞的打算提出申訴，卻遭承辦窗口質疑是想以申訴要脅公司、換取轉任正職的機會；最後收到的處理結果文件，甚至被裝在使用過的信封裡。從窗口如何接住當事人、如何說明程序，到寄送結果的信封，看似微小的行政細節，其實都可能影響當事人對制度是否「可信賴」的感受。
也因此，修法進一步擴大法規適用範圍、強化學校輔導機制、加嚴事件調查機制與行為人的處置措施，希望降低事件被忽略、漏接或不當處理的機會。
「以當事人保護為中心」之後
然而，當制度試圖提供保護，也需要思考如何保留當事人的選擇與控制權。
現行制度要求學校人員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後依法進行通報。制度之所以強調通報，是希望避免事件被隱匿，也讓資源能夠及早介入，降低再次受到傷害的風險。因此，當學生向老師或校內人員透露自己的遭遇時，即使提出「不要告訴別人」的要求，老師也不能任意承諾保密。
問題也正在這裡出現。
有些學生走進學校，只是想找一個人談談自己的遭遇，或希望透過心理諮商整理情緒與傷痛，還沒有準備好面對調查。然而，當事件進入校園體系，通報與後續行政程序便可能隨之啟動；即使當事人沒有調查意願，在特定情況下，事件仍可能透過檢舉進入程序。
原先以被害人保護為核心的制度設計，在實際運作中，也可能和當事人真正想要的處理方式有所落差。
這也讓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開始思考：當我們說「保護當事人」時，保護究竟意味著什麼？是盡快啟動制度、避免事件再次發生，還是讓當事人在充分理解程序之後，保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與控制？
當事人準備好了，或許才是他能夠真正參與程序的時機。因此，現在的性平宣導除了告訴學生可以向誰求助，也需要讓學生事前知道：當他向校內教職員工或相關單位說出某些遭遇後，依法可能啟動哪些通報與處理程序。讓當事人在開口以前就理解制度，也是將部分控制權交還給當事人的一種方式。
夾在制度與當事人之間的性平會
這些矛盾同樣落在性平會與第一線承辦人身上。
性平會一方面必須依法行政，避免延誤通報與處置；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對當事人的感受與需求。若不通報，可能遭到主管機關究責，也可能被社會質疑「吃案」；但依法通報、啟動程序，又可能遭到尚未準備好的當事人責難。
社群媒體的發展也使學校面臨新的壓力。事件發生後，學生或家長不一定先向學校反映，而可能直接在網路發文。當貼文迅速發酵、媒體開始報導，學校甚至可能還沒掌握完整資訊，事件就已經成為必須立即回應的公共議題。此時，性平事件的處理除了當事人的需求、法定程序，又疊加了家長、媒體、主管機關與社會輿論等不同期待。
調查結果也不一定能回應所有人的期待。有些案件最終因為法律或行政上的構成要件不足而不成立，但對承辦人而言，將一份「不成立」的結果交到曾經受傷的學生手中，其實是一件具有情感重量的行政工作。調查委員可能因此遭受批評，性平會也可能被認為與行為人站在同一陣線；而當事人對結果不滿意，則可能繼續進入申復與救濟程序（許純昌老師無奈的說，這是某種命運鎖鏈跟無限輪迴）。
這些處境讓性平會站在一個十分複雜的位置：既是制度的執行者，也是接觸當事人的第一線；既要確保程序正確，也要試著提供支持與陪伴，同時還要回應主管機關與社會對事件處理的期待。
更現實的是，承擔這些工作的往往只有少數承辦人，甚至有人還必須身兼其他職務。當大量心力都投入通報、調查、申復與行政程序，性平會原先應該投入的教育宣導、課程合作、環境改善與社區推展，自然受到擠壓。
回到教育與預防的初衷
司法調查著重偵查、審判與定罪，但校園行政調查原本還承載著教育與輔導的目的。性平法經過一次次修法，逐漸建立更完整且嚴密的事件處理機制；然而，當制度不斷強化「處理事件」的能力，我們或許也需要再次追問：教育輔導的初衷在哪裡？
如果大量資源都投入事件發生後的調查與究責，性平會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回到一級預防所強調的教育、環境與文化？如果制度以當事人保護為核心，又要如何讓保護不只是「替當事人啟動程序」，而能真正看見當事人在不同階段的需求與選擇？
從三級預防重新理解性平法，也提醒我們，校園性別平等不能只用「案件有沒有處理完」衡量。調查與處置固然重要，但更前端的性別教育、安全環境與友善校園文化，同樣是性平會存在的重要意義。
或許，性平會真正要努力的，不只是把每一件已經發生的事件處理完畢，而是透過一次次教育與預防，讓傷害更少發生，也讓學生在需要求助時，能夠相信制度、理解制度，並在制度之中仍然保有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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